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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经济学:一门新兴学科

发布时间:2022-08-16 05:45:01 来源:OB欧宝app 作者:OB欧宝电脑搜索

  或许是由于对经济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抱有怀疑,因为在增长和减缓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尖锐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许是由于受古典经济学的视野所限,因为“主流经济学对无止境的GDP增长的迷恋,导致它根本就无力认清全球环境恶化的事实”,经济学家确实容易像牛顿求助于第一推动力那样求助于技术的无所不能。

  在西方,除了自然科学界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之外,首先关注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当属经济学,由此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气候经济学(climate economics)。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学界就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提前采取措施预防气候变化是否合适的辩论,并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代价和气候变化有可能带来的经济代价进行了比较。在争论中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一派在气候变化上较为积极,认为人为的气候变暖是无可否认的,全球应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这是主流,我们姑且称之为“行动派”;另一派虽然也承认人为的气候变暖的事实,但认为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既不紧迫,也无必要,我们姑且称之为“怀疑派”。

  在“怀疑派”中,代表人物之一是丹麦统计学家贝索恩罗姆伯格(Bjrn Lomborg)。在2001年的《怀疑论的环保主义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中,罗姆伯格对气候变化风险必定盖过其他一切风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现时期,世界性的贫困、艾滋病的蔓延、核武器才是更大的问题,试图阻止气候变化所付出的代价将大大超过任由它发生的代价。他问:“难道只有狂热地、轻率地、不计任何代价地花费在奢侈的二氧化碳削减计划上,才是唯一能够做出的反应?”2003年,罗姆伯格组织了一次他叫做“哥本哈根共识”的活动来给世界的主要问题排列次序。他列举了一个问题表,请8位经济学家给这些问题排序,结果所有的经济学家毫无例外都把气候变化排在世界议程的最底部或者接近最底部。2007年,罗姆伯格对《议定书》以及一切实质性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意图展开了进一步的攻击,并将“行动派”的代表作之一即“斯泰恩报告”说成是一份“激进的”、“制造恐慌的”报告。如今在西方,尽管行动派是主流,但“怀疑派”的影响也不弱。例如,《时代》(Time)杂志2004年将罗姆伯格称为世界100名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2008年,英国的《卫报》(Guardian)将罗姆伯格列为“能够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

  在“行动派”这一边,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文化传统出发,又形成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派。一是以英国首相经济顾问、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泰恩(Nicholas Stern)为代表的“积极行动派”,二是以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L. Weitzman)为代表的“消极行动派”。两派在减排的总目标、阶段性目标、减排路径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

  2006年10月30日,受英国政府委托,斯特恩主持发布了《斯特恩评论》(The Stern Review),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该报告论证了欧盟倡导的全球升温不超过2℃的长期目标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紧迫性。在应对措施上,报告深入比较了减缓气候变化行动的成本和“一切照旧”情形下的损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蒙受今日相对较低的成本,就能够避免全球变暖的巨大的未来成本。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斯泰恩进一步坚持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温室气体的稳定浓度目标为450~550ppmCO2e,550ppmCO2e是极限,“一个地区的浓度达到550ppmCO2e,这个地区显然就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了,而更高浓度所构成的危险绝对是不可容忍的”。他批评诺德豪斯认为浓度稳定在650ppmCO2e的水平是最优的主张,“包含了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斯特恩指出,如果从现在开始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550ppmCO2e的水平,在及时并正确地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到2050年前每年的减排成本大概占全球GDP的1%。这个水平很高,但是可以控制。但如果等30年再采取行动,减排成本将增大到全球GDP的4%. 2008年4月,斯特恩再次发表了“气候变化全球协定的关键要素”一文)。该文内容十分全面,提出了一整套2012年后国际气候变化规制的方案。文章坚持了他在一贯提倡的国际气候变化规制原则,即有效、高效和公平。有效指减排要有环境效果,目标要适度;高效指减排要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最优的减排路径;公平则关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分担。在减排目标上,该文根据紧缩趋同的原则,将斯特恩以往所定的目标换算成了人均排放目标。

  “积极行动派”除了斯特恩以外,还包括了许多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如美国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澳大利亚的罗斯加尔诺特(Ross Garnaut)等。随着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发表,经济学界积极倡导采取强有力的、大幅度减排措施的声音日益高涨,逐渐占据了主流。

  以诺德豪斯等人为代表的“消极行动派”则主张全球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采取“慢行战略”(go-it-slow strategy)。诺德豪斯认为,2100年因全球变暖趋势延续而导致的世界总产量的损失将是微不足道的,即约为2100年GDP的1%(后来他改变了看法,认为是3%)。在2008年的著作《均衡问题:全球变暖政策的选择权衡》(A Question of Balance: Weighing the Options on Global Warming Policies)中,诺德豪斯根据成本-收益模型的计算,提出了“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主张最优的全球减排路径是先期缓慢减排,然后逐步加大力度,最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700ppm的水平,因此“减排不是一个紧急行动”。导致诺德豪斯得出和斯特恩差别甚大的结论的原因之一是贴现率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贴现率表现为与当代人相对的后代人的福利的价值,“零贴现率意味着无限未来的所有后代人都被视为同一的,正的贴现率意味着后代人的福利与前一代人相比减少了,或者打折了”。给定贴现率为10%,50年后影响到人类的一场灾难其“现值”将小于未来成本的1%. 斯特恩给后代人的福利确定的贴现率为年均1.4%,而诺德豪斯为6%。由于将低值赋予了与当代人相对的后代人的福利,并假设了后代人将会比当代人更加富裕,诺德豪斯因此反对进行激烈的减排,反对在减缓气候变化上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诺德豪斯这种观点被斯泰恩斥责为“在道德上是不可饶恕的”)。

  与斯特恩提倡全面的、各种减排适应手段并用的政策建议相比,诺德豪斯还是碳税这一规制手段的最积极的提倡者。在比较了“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以及《议定书》减排机制这类数量导向的控制机制和全球统一污染物排放税之类的价格导向的控制机制之后,诺德豪斯得出结论说:价格型政策更为可行,也更有效率。鉴于减排目标较低,诺德豪斯提倡课征30~50美元/吨的碳税,并在本世纪中期将其提高至85美元左右。这个数据与斯特恩提倡征收每吨300美元的差距十分之大。

  某种意义上说,斯特恩和诺德豪斯的分歧是欧洲和美国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的反映。欧洲人普遍担心全球变暖影响到欧洲冬暖夏凉的气候,因此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政界,基本上都趋向于大力推进气候变化应对进程。美国地域辽阔,环境承载力强,加上传统的奢华浪费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总体上不太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尤其是在IPCC第四次报告和奥巴马上台之前。这种大环境决定了美国学术界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远不及欧盟。而且,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问题上,欧洲基本上强调管制手段和市场手段并重,而美国人更重视市场手段,而在市场手段中也尤为偏爱碳税。当然,这种情况只是大体而言,而且在奥巴马上台、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局面变得更加复杂了。美国人开始重视气候变化,如曾经对斯特恩持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J. Arrow)也开始承认,斯特恩的基本结论是合理的,我们最好还是采取行动切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也不要甘冒因未能迎接这种挑战所带来的后果之险;曾经参加罗姆伯格“哥本哈根共识”排序的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也承认“两种极端的原则在我们确信万无一失之前千万别做任何事情;在我们确信别的办法完全行不通之前千万别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经济学的意义,也没有别的任何意义”,但可惜,他完全堕入了唯科学主义。他所说的行动只是赶快“重视能源的研发”,他甚至认为,“现在通过一些多边外交谈判去决定必须防止达到什么样的温室气体浓度极限值,并据此向参与国分配配额,是对气候系统的危险的人为干扰。”

  除了托马斯谢林之外,倒向唯科学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有许多人。或许是由于对经济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抱有怀疑,因为在增长和减缓之间确实存在着十分尖锐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许是由于受古典经济学的视野所限,因为“主流经济学对无止境的GDP增长的迷恋,导致它根本就无力认清全球环境恶化的事实”,经济学家确实容易像牛顿求助于第一推动力那样求助于技术的无所不能。

  (节选自黄卫华、曹荣湘:“气候变化:发展与减排的困局国外气候变化研究述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1期。题目另加。禁止转载,引用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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